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行业运行面临内需不足、成本高企、外部冲击等多重挑战。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预期，深化行业治理，慎重出台限制类举措，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5月，汽车产销环比增长、同比小幅下降。受政策调整、市场结构变化、宏观环境承压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市场同比继续呈现两位数下滑;出口发展强劲，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分车型看，乘用车销量同比小幅下滑，商用车销量继续保持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

随着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与中国制造业加速走出去，售后服务已从传统的成本中心转变为支撑中国制造品牌全球化发展的战略支点。当前，中国汽车出口连续位居全球第一，但售后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于产品出海步伐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欧洲等发达市场，严苛的GDPR数据保护法规、成熟的消费者服务体系以及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对中国制造企业的海外售后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量达709.8万辆，同比增幅达21.1%，首次突破700万辆大关，连续三年蝉联全球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61.5万辆，同比增长103.7%，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从出口结构看，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的比重从2021年的不足5%跃升至2025年的36.8%，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出口增长226.5%，成为新的强劲增长极。

2025年欧盟销售乘用车生产国

（来源：S&P Global Mobility）

尽管销量激增推动行业从【外包售后】向【服务先行】转型，但相较于丰田、现代等跨国巨头，我国车企的售后网点覆盖率严重不足。据行业调研，中国车企在欧洲售后网络建设主要面临以下三大困境：

一是服务响应滞后与资源错配。主机厂在海外市场普遍缺乏深度下沉且受控的本土化服务网络，高度依赖传统经销商。售后响应周期长达7至15天（个别极端案例达一个月），远超国内1至3天水平，严重损耗当地消费者信心。

二是信息传递壁垒与体验断层。欧洲消费者对车辆维修过程的透明度、数据合规性要求极高。面对海外高标准的透明度与合规要求，部分车企仍沿用孤立的传统系统，缺乏跨国云端直连机制，致使信息传递失真率高达25%。以蔚来为例，在维修期间，客户对维修进展几乎处于“全盲”状态。

三是质量溯源闭环与工程支持断裂。海外缺乏兼具双语与核心技术背景的工程团队，复杂故障易陷入“前端发现—反馈受阻—后端难复现”的恶性循环。以广汽国际为例，其南美市场曾发生过由于沟通滞缓导致单方面理赔事件，造成无端经济损失。

值得肯定的是，部分头部企业已开始积极布局。蔚来在欧洲的充换电网络建设始于2021年，截至2024年底，已在挪威、德国、丹麦、瑞典、荷兰累计布局了59座换电站和25座充电站，同时接入了超过60万台第三方充电桩。小鹏汽车通过与新加坡Charge Plus及欧洲Plugsurfing的战略合作，充电服务网络已覆盖全球207万根充电桩，包括欧洲27国超85万台充电桩。

技术创新是中国汽车出海的核心驱动力。在电动化领域，中国车企已实现三电系统全栈自研，刀片电池、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化应用，800V高压碳化硅电驱、5C超快充等前沿技术加速普及。在智能化领域，L2+级智能驾驶功能持续迭代升级，智能座舱渗透率在2025年达70%以上，智能化体验成为中国汽车参与国际竞争的差异化优势。

技术创新是中国汽车出海的核心驱动力。在电动化领域，中国车企已实现三电系统全栈自研，刀片电池、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化应用，800V高压碳化硅电驱、5C超快充等前沿技术加速普及。在智能化领域，L2+级智能驾驶功能持续迭代升级，智能座舱渗透率在2025年达70%以上，智能化体验成为中国汽车参与国际竞争的差异化优势。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输出模式正发生深刻变革。小鹏汽车与大众汽车开展技术平台授权合作，零跑汽车与Stellantis集团实施反向合资，标志着中国汽车企业正从卖产品向卖技术转型，智能电动汽车技术开始反向输出至传统汽车强国。

在全球化布局方面，中国车企正加速从“产品贸易”向“生态共建”转型。奇瑞汽车与西班牙Ebro-EV Motors签署合资协议，在巴塞罗那原日产工厂投产，成为首家在欧洲生产汽车的中国车企。该工厂位于巴塞罗那Zona Franca工业园区，投资4亿欧元，预计2027年年产能达到5万辆，2029年增至15万辆。

比亚迪匈牙利塞格德工厂是其欧洲首座乘用车整车制造基地，投资总额达40亿欧元，占地300公顷，具备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全流程整车制造能力。该工厂一期规划年产能15万辆，远期目标30万辆，已于2026年1月启动试生产，计划2026年第二季度正式量产。

上汽集团确认选址西班牙加利西亚建厂，投资约2亿欧元，规划年产能12万辆，预计2028年底投产。日产汽车更宣布与奇瑞国际英国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计划从2027年4月起开放英国桑德兰工厂一号产线为奇瑞代工整车。这一系列布局标志着中国车企正从单一产品出口向“海外基地生产+核心零部件全球供应”的多元体系迈进。

欧洲车企的溃败，是时代错配的必然结局。欧盟高筑电动化关税壁垒，试图保护本土产业，却推高终端成本；叠加基建滞后、消费疲软、产品迭代迟缓，让重金押注的电动化布局，最终沦为沉重包袱。

面对欧洲高昂的人力成本、严苛的劳工保护及复杂的供应链环境，我国出海企业亟需摒弃粗放式的网点扩张模式，全面向精益运营要效益。新阶段的核心战略在于深度融合“欧洲合规思维”与“中国高效执行”。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智能汽车的数据收集、处理、跨境传输有极其严格的规定。2025年9月12日，欧盟《数据法案》核心条款正式实施，在欧盟全境范围内首次系统性地规范联网产品和相关服务的数据获取、使用与共享。

根据《数据法案》，智能汽车及其配套的车联网平台、远程诊断、OTA升级等服务均被纳入监管范围。车辆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原始数据和预处理数据，用户可依法获取和共享；企业不得通过技术手段或合同安排设置不合理限制。若违反相关规定，企业最高可能面临2000万欧元或全球年营业额4%的罚款。

中国智能电动汽车出海还面临“数字壁垒”风险。欧盟GDPR要求车辆收集的用户位置数据必须存储于本地服务器。中国车企产品出口到欧洲市场，需建立本地化数据中心，单一市场合规成本将增加2000万至3000万元。

对于初入欧洲市场的中国制造企业，完全自建售后服务网络面临资本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本地化运营经验不足等挑战。浙江埃科的实践表明，通过与欧洲本地优质维修服务商、经销商集团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可以较低成本快速构建覆盖网络。

截至2026年，浙江埃科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德国斯图加特新设欧洲工程与售后中心，并在德国代金根、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波兰波兹南、瑞典斯德哥尔摩和英国伦敦设立售后服务网点，成为国内汽车检测领域率先在欧洲建立实体售后服务网络的企业之一。

以阿维塔汽车为例，进入欧洲早期经销商网点不足，销量仍处于上升期，故障率也较低。若一味大量铺开网点，在小基数存量和低故障率的情况下，会极大增加经营成本且回报率过低。通过与埃科合作，既保证了服务的可及性，又避免了大规模固定资产投入。对于第三方服务商而言，既可以满足自身道路测试需要，也可以帮助刚进入欧洲的主机厂处理前期问题，减少早期投入，增强其出海信心。

ATTC-EU售后网点帮助出海主机厂解决电池问题

跨国售后服务的高度本地化属性决定了人才是核心壁垒。面对中欧市场运营节奏的差异，出海企业需系统培育属地团队。浙江埃科欧洲分公司拥有数十名整车专家团队，能够帮助中国主机厂从前期开发到售后阶段实现全链条海外落地服务。

这种"属地化专家+总部技术支持"的团队配置模式，既保证了对本地法规、文化、消费习惯的深度理解，又确保了技术问题的及时响应。例如，埃科在为广汽国际处理南美市场理赔事件时，正是依靠双语工程团队的快速介入，才有效避免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在生态出海新时代，售后服务已由销售“补丁”跃升为开拓市场的“先锋”。将工程技术支持与法规导入前置于产品上市，已成为赋能前端拓展的核心逻辑。

以浙江埃科为例，其作为车辆质量技术服务平台，勇当车企出海开路先锋。该企业在欧美提供涵盖属地手续、数据采集及云端脱敏的一站式适应性路试，确保研发端即符合当地合规要求；同时在欧洲多国构建子公司及50余个合作网点，打造物流、充电、售后一体化生态，大幅缩短海外响应时间。

海外售后模式的成功有三点核心启示：

一是服务企业先行布局，可有效扫清合规与服务障碍。通过将认证、测试、合规审查等前期工作前置，避免产品上市后因法规不符导致的市场准入延误。二是打造“共享售后基础设施”，发挥规模效应降低单企出海成本。通过整合多家车企的服务需求，摊薄固定成本，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三是推动业务从认证向售后延伸，深度绑定客户以稳固收益。从单一检测认证服务向全生命周期售后服务拓展，增强客户黏性与业务可持续性。

当前，我国制造业全球化已步入从由量到质、从硬件到服务生态的深水区。“服务先行、工程前置、深度属地化”模式是破解海外售后困局的关键。

提到深度属地化，那就必须提到政企协同搭建出海基础设施支撑体系这一关键。

斯洛文尼亚地处中欧腹地，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也是中国与欧盟深化交流的前沿门户。该国汽车产业基础扎实，拥有SIQ国家检验检测中心等高端研发机构。斯洛文尼亚经济部长曾公开反对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政策环境友好。在此背景下，浙江埃科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率先破局，2024年以来在卢布尔雅那建成自动驾驶实景测试园区，为中国车企出海欧盟提供了重要支撑。

基于上述实践，政企协同可从三个维度搭建出海欧盟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一是共建数据合规与技术认证通道。依托SIQ，联合国内实验室，共建“中斯汽车技术合规互认平台”，整合SIQ在欧盟E/e-mark认证、UN ECE法规方面的官方资质，与中国GB标准对接，提供数据合规、碳足迹核算、型式认证服务。

二是共建海外测试与售后服务网络。以行业龙头企业为实施主体，在卢布尔雅那建设面向中东欧的测试认证中心，同步构建零部件仓储、技术培训、远程诊断等网络，破解中国车企服务网络缺失、零部件供应周期长的痛点。

三是推动签证便利与人才流通。2024年中国已实施对斯公民单方面免签，建议进一步推动商务签证便利化，针对汽车领域设立“快速通道签证”，支持中斯企业在智能驾驶、新能源电驱动等领域开展联合培养。

面向未来，中国汽车产业出海仍面临诸多挑战，需系统性应对。

首先是贸易壁垒与政策限制方面，2024年10月起，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为期五年的反补贴税，比亚迪税率17.0%、吉利18.8%、上汽35.3%。2025年4月，中欧双方同意研究通过设定最低价格取代反补贴税，谈判仍在进行中。2026年6月，德国媒体报道称欧盟准备对中国产插电式混合动力电池汽车征收反补贴关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企业需密切关注政策动态，灵活调整出口策略。

合规成本上升方面，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于2026年起实质性征收，《新电池法案》强制要求碳足迹披露与数字护照，绿色合规成本显著上升。企业需在研发及数据回传架构设计初期，强制导入属地法规标准，强化合规前置。

售后服务体系不完善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因服务网络不确定性导致残值折价15%至25%。建议由行业协会牵头联合权威机构，构建“海外政策法规动态预警库”，帮助企业提前预判合规风险。